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

法警支队 徐以俊

中国近代大批仁人志士为反对内忧外患、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幸福的斗争，都以失败告终。中国共产党诞生后，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被组织起来、凝聚起来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，由失败转为胜利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大的转变？从指导思想上看，就是因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，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。

中国共产党对这“两个结合”的认识，是在同教条主义、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逐渐深化的。教条主义机械地从原理出发，不知道原理要通过中国文字、中国语言、中国特性表达出来，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。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在谈学习马克思主义时指出：“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”，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，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，即是说，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，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。”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批判“言必称希腊”的教条主义，重视“两个结合”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。新时期，中国共产党通过批判“两个凡是”的教条主义，重视具体实际，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。

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“本土化”，马克思主义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。二者成功“互化”，相互成就，是文明互鉴的“双赢”。毛泽东曾提出“活的马克思主义”，即同中国国情、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，有生命的马克思主义。因为采取“民族形式”，有“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”，所以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；因为从学理层面融入中国文化，所以能变成中国人的精神武器，并能通过实践成为物质力量。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土壤中扎根、发芽、开花和结果的重要原因。

以儒学思想为例，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文化原型上具有同构性，举两例说明。

一是重视实践。马克思用“实践的唯物主义”命名自己的“新哲学”，就是“把感性当作人的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”。他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写道：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品格最深刻最典型的体现，是它不同于也优越于一切旧哲学的地方。儒家也格外看重“践履”。孔子说，看一个人要“听其言，观其行”。言行相较，孔子更看重“行”。《论语》第一篇说“学而时习之”。“学”和“习”不同，前者侧重知识，后者侧重实践。这种品格集中体现在儒家“知行合一”的目标中，衍生为儒家的经世致用取向。在对实践的强调上，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一致性。

二是“历史感”。黑格尔主张逻辑与历史相统一，把历史作为证明逻辑的“工具”。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个原则，主张逻辑统一于历史。马克思哲学的运思方式，是把问题置于特定历史语境进行，而不是超历史、抽象地看待。儒学同样注重“历史意识”，与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连续性有关。中国文化语境中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本身。所谓“生生之谓易”，唯易者不易。汉儒董仲舒说的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看似否定变易，实则是说变中之不变。这个不易之天、不变之道，也唯有通过千变万化的历史才能展现。所以，清儒章学诚谓“六经皆史”。孔子有言，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”，其中有由“史”而“经”的发生学意涵。

由此可见，中国传统文化经马克思主义洗礼，也实现了自我更新、自我扬弃、自我超越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，为中国提供对传统文化“弃其糟粕、取其精华”的标准。马克思主义能够“激活”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，使之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生命力并发挥积极作用。

文明之间的互鉴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，而是双向互动。全球化时代，没有哪个民族、国家、地域能孤立于人类文明之外。文明交流对话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。只有在平等对话中，不同文明才能相互学习借鉴，实现共同发展。

新时代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并反复强调的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，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主张。从“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”到“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”再到“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”，阐发了中华文明历来崇尚的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”的观念。从“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”到“深化文明交流互鉴、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”，从“弘扬‘上海精神’，构建命运共同体”到“金砖国家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”，深刻体现了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念。